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写入明年工作重点。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近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直言，提振消费已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第一任务”，而城乡居民增收是打通消费堵点的核心。
姚景源指出，中国经济经过40多年高速发展，最大的比较优势已转变为“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必须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让民众真切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福祉改善。
“三驾马车”中消费必须“挑大梁”
新京报：中央将“提振消费”置于明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你曾多次强调“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在当前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阶段，提振消费对于“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具有怎样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姚景源：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并列作为重点任务的第一项，我觉得很重要。过去中国经济从短缺起步，一直以生产为导向，过度追求产品数量和增长速度，严重忽略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供强需弱”已成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消费疲软带来的连锁反应：截至10月份，全国工业企业库存达6.82万亿元，应收账款达到27.69万亿元。
消费上不去，就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循环和再循环。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由于党中央把握住了国际经贸动荡的主动权，我们的出口比预期要好；但当前投资已经出现了负增长，1-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7%，这是过去几十年未出现过的情况。这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明确提出，要“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因此，在“三驾马车”中，消费必须挑起大梁。
过去常常听到人们讲，为什么经济在高速增长居民没有感觉？那是因为过去我们更多的是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当下要转到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就需要把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改善融合在一起，让居民非常清晰地感受到经济增长带给他们的获得感。
中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最大的优势是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也是把经济增长与人民福祉改善融为一体的关键。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是本次会议的新提法，备受关注。你认为这一计划要取得实效，核心是什么？
姚景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我认为这一提法意义重大。这是因为它一旦确定下来，就如同有了明确的目标，必须完成且能够进行考核。如何让这一计划取得实效？我认为中央已经给出了两个“同步”的具体路径：劳动者报酬提高要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比如未来五年每年保持5%左右的经济增长，就意味着城乡居民收入也得保持5%左右的增长。因此我建议，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最好也是五年规划，能够明确未来五年人均收入增长的具体目标。
从劳动生产率来讲，中央也特别强调了科技创新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作用。当前，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跟一些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这个差距恰恰就是潜力。
消除后顾之忧让居民敢消费
新京报：你过去分析经济时，常提到“有钱敢花”的问题。要打通消费的“堵点”，你认为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姚景源：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消费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全社会所有人的消费总和就等于全社会的收入，所以消费增加意味着大家收入增加，而收入增加又会反过来促进消费。
当前制约消费的首要因素，已不完全是没有消费意愿，而是“没钱消费”或“不敢消费”的预期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了四个稳：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稳就业排在了第一位。可以预料到，明年会在稳就业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来解决收入增加的问题；而大家有一定积蓄，但不敢消费，主要在于后顾之忧，比如住房问题、养老问题、医疗问题。
前段时间我在调研中与一些快递员沟通，我了解到一些快递员的收入并不低，一个月能赚万八千块钱，但他们不敢花钱，主要原因在哪里？没有社保。这次会议特别提到了对灵活就业人员社保问题的重视，“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非常务实，只有解决了后顾之忧，才能带动消费意愿。
另外，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存量资产的保值升值。我在调研中注意到，资本市场对居民财富的影响，上证指数从2600点到3500点的时候，某企业的市值增加了50个亿。有老百姓说，之前亏了30多万，现在钱都回来了。这说明，资本市场稳定了，老百姓的钱包鼓了，消费信心自然增强。
树立“消费是最终需求”的现代经济理念
新京报：“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虽然不是首次提出，但此次被单独强调。你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姚景源：这凸显出政策对消费环境优化的重视，是释放内需潜力、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之举。从观察来看，当前仍有若干领域存在典型限制，构成了对消费潜力不必要的人为抑制。
比如，房地产领域的限购政策；在汽车消费领域存在地方性限制措施、流通环节壁垒；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康养等领域，对社会资本、新型业态的市场准入仍存在过多或模糊的限制等等，这些限制看似“合理”，实则阻碍了消费潜力释放与技术创新。
要系统性地破除上述限制，关键在于打破深层次的思想与利益束缚。打破“重生产、轻消费，重投资、轻民生”的传统增长观念束缚，真正树立“消费是最终需求”的现代经济理念；打破“管理本位”而非“服务本位”的行政思维束缚。我认为，在“十五五”期间，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当坚决把那些“管不好、管不了、不该管”的事情交给市场，明确让市场发挥消费的牵引力，核心是为消费创造一个真正良好、宽松的市场环境。
当然我也注意到，政策表述正从“放得开、管得住”调整为“放得活、管得好”。不要小看这两个字的变化，这说明我们对宏观调控的认识在深化。
投资为未来的消费“修路搭桥”
新京报：会议提出，“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
姚景源：国民收入最终要分解成投资和消费。如果投资比重过大，势必挤压消费。过去几十年，我们的平均投资率长期在40%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长期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导致了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等问题，中央几年前就明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标志着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从过去依赖投资拉动，转向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的新阶段，让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用新需求来引导新供给，让消费成为一个能够使供求协调、均衡发展、良性循环的新增长模式。
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使居民消费率明显提升。我认为，投资方向的转变是关键突破口，应从过去的增长性投资（如高速公路、高铁、电站）转向民生领域投资，完善社会保障的投资，增进民生福祉的投资。比如，我们在进行的城市更新、适老化改造、5G网络覆盖，这些投资不仅是城市建设，它们直接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投资是在为未来的消费“修路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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